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港人經常強調香港與大陸其他城市的文明差距。我們評價一個城市，不能只著眼於它的富裕程度、運輸系統、居住環境和社區設施，還要看它的人口質素。既是質素，當然無法量化，也難以用科學的方法證明，但總有蛛絲馬跡可尋。香港是怎樣的城市，可以從這些新聞事件看到端倪。
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學生遭排斥，在區議員和家長的聲援下，學校高調表態反對與這些學生就讀的學校為鄰。香港人口超過七百萬，但只有二十萬人在器官捐贈冊登記。過去四年，共一百八十七名病人等不到肝臟、心臟及肺臟移植而死亡。鐵路站升降機維修，坐輪椅人士要多花十倍時間才可到達目的地。
這也許是以偏概全，但我還是要問，香港是否一個在道德上有見識（morally informed）、有足夠同情心、同理心和道德想像力的社會？何謂「在道德上有見識」？在新書《人道經濟：創新者與開明消費者如何聯手扭轉動物的命運》（The Humane Economy: How Innovators and Enlightened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Lives of Animals），美國動物保護協會會長帕塞勒（Wayne Pacelle）詳細描述公眾對動物權益的關注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傳統馬戲團逐漸被淘汰，沒有動物參與演出的索拉奇藝坊（Cirque du Soleil，又稱太陽劇團）成為全球最受歡迎、沒有馬戲表演的「馬戲團」。科學家用動物來做實驗的情況大減，更沒有以前那麼理直氣壯。電影每次出現傷害和屠殺動物的鏡頭，都要在片子完結之後向觀眾解釋，這些場面是模擬的而不是真實的。更重要的是，以不人道的方式蓄養動物，不管作何用途，在歐盟的二十八個成員國皆屬違法。這是保護動物權益運動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勝利，得歸功於市民大眾對自己身為消費者應負的道德責任有所覺醒(awakening)。
在道德上有見識的消費者不甘於只做精明的消費者，還要做開明的消費者。他們知道，消費不僅是服膺市場規律或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的經濟和自利行為，也涉及倫理，可以產生影響深遠、需認真思考的道德後果。開明的消費者懂得利用自己在市場上的位置去爭取話語權和發揮影響力，使社會和經濟制度朝更人道的方向發展。比方說，輿論壓力、法律訴訟和最重要的，消費者的杯葛，迫使業務遍及全球的快餐企業向為其供應牛肉、豬肉和雞肉的集中型動物飼養場（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簡稱CAFO）施壓，大幅改善動物的待遇。
有謂我們身處一個信息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可是，很諷刺，資訊泛濫和唾手可得，不表示我們能夠有效掌握資訊，做出有根據、有見地的猜測、選擇和決定。做出有根據和有見地、關乎道德的猜測、選擇和決定更難，因為行為、選擇和決定的道德含意(moral implications)往往並不明顯，產生的道德後果（moral consequences）也難以計算。舉個例，香港人買樓與否是財務和投資決定，也是經濟能力是否負擔得起的問題；但同時是道德抉擇，甚至是一個令人在道德上進退維谷的兩難處境。買樓還是不買樓，決定了你要做剝削者還是受害者。香港樓市的不道德和不公義，正在於此。難怪香港人絕少談與道德有關的議題。他們的道德冷感（moral insensitivity）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有目的無知（purposeful ignorance）和故意的盲目(willful blindness)。在道德上有見識的人，在香港只能夠是什麼都做不了的無用之人。
道德是知識也是想像力
道德當然跟知識有關——我們不知道動物給虐待，就不會想到要保護牠們。然而，即使我們知道有關動物被虐待的一切，也無法感受到牠們的痛苦。所以道德也是想像力，哲學家稱之為道德想像力(moral imagination)。道德想像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培養、孕育和訓練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藝術和文化的薰陶是發展道德想像力最有效的方法。他因而反對誨淫誨盜的作品，強調藝術就像宗教，必須導人向善。休謨(David Hume)、杜威（John Dewey）和娜斯鮑姆(Martha Nussbaum)這些近代的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立場沒有那麼偏激，但都認為在所有生物之中，只有人可以用他的想像力看穿表象，發現內在的價值和真相。可惜在香港，一層樓就是很多人終生的追求和負擔，經濟人的身份壓倒道德人的身份，又怎會有餘力發展和發揮他們的道德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