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Selfie」一詞衍生自「Self」，當中大有玄機。一如完整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形象，須靠他人（即相對於自我的「他者」）成全；自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欣羨和讚美。每日的自拍照數以百萬，發出的信息卻幾乎如出一轍：看，我是多麼的快樂（Look how happy I am）！在「Selfie」的世界，玩得開心和過得愉快是足以自豪和值得炫耀的成就。
這不純然是失敗者與「未夠成功者」(underachiever)的自我安慰。世人愛自拍，因為自拍滿足到他們某些難以言喻的深層次心理需要。記不起是哪個聰明人說的，我們最想向別人展示的，恰恰是那些我們最想擁有又沒法擁有的東西（What we want to show the world most is what we don't and can never have）。從這角度看，現代人透過自拍與其社交圈子分享快樂這個「指定動作」，恰恰是他們不快樂的佐證。
人類對幸福的追求以失敗告終，已證實為沒有希望的事情（Happiness is a lost cause）。這是西方不少學者、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悲觀結論。耶魯教授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新書《現代性及其缺陷》（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是一本由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亞維利到美國作家貝婁(Saul Bellow)的西方思想史，它的結論是人類進步的故事已經無法寫下去，就連將人民追求幸福的權利寫入憲法的美國，也發現幸福是可望而不可及、無法實現的目標。
美國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說，美國是一個逗人開心的大陰謀（America is a vast conspiracy to make us happy.）。這句話天真得令人心痛，實情是資本主義是一個製造集體愚蠢的大陰謀(Capitalism is a vast conspiracy to make us stupid.)。從金融衍生工具的買賣到樓市的「豪宅化」，美容瘦身產品到垃圾食物，香港的電視節目到好萊塢改編自漫畫的超級英雄電影，政客的謊話到傳媒的炒作，哪一樣東西不是瞄準大眾的無知，將集體愚蠢當作珍貴資源那樣開發和利用？結果，活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人變得越來越似被操縱的木偶。很多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民主國家其實由暴君統治，統治的暴君不是獨裁者或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是當員工是奴隸般役使剝削和當顧客像羊牯那樣愚弄宰割的資本家和大企業。這就是所謂「金錢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oney）。在暴政下終生為奴為婢的人又怎會快樂？難怪他們一有機會，就要公告天下他們有多快樂。也許這就是「Selfie」令人無法抗拒的真正原因——它使別人認為，也令自己確信，我們是快樂的。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人的自由，以及將人變成奴隸的能力，無法充分估量。十個香港人之中五個是「樓奴」，另外五個根本「無家可歸」，連做「樓奴」的資格也沒有。香港人不快樂，不是什麼快樂指數調查的結果，而是個人的觀察和親身體會。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變成怨氣冲天的抗議之都，深層次的內部矛盾一觸即發。貧富懸殊、身份模糊、社會不公和政治爭拗都是原因，然而，問題的根源可能是「existential」的——關於香港的本質與香港人存在的處境。香港人不快樂，既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也是因為他們有太多選擇。
在升學、就業、買樓和選特首這些重要事情上，一般香港人沒有真正的選擇；但在日常生活卻享有一個開放城市予其居民各方各面的充分自由和大量選擇。問題是太多選擇和太多選擇的自由讓我們常常感到匱乏、懊悔甚至遺憾。美國心理學家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選擇的矛盾》(The Paradox of Choice)指出，經濟學家、自由市場、大企業和維護消費者權益的組織把給予消費者「真正選擇」說成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公共財」(public good)，其實無限制、不受約束的選擇(unfettered choices)是現代人煩惱之源。
機關算盡卻後悔的選擇
這是因為太多和太複雜的選擇，意味著我們在千迴百轉、機關算盡作出選擇之後，非但無法肯定我們所作的選擇是對的，更往往會為此而懊悔不已。用施瓦茨的話來說，我們事後的領悟能力變成了一種懲罰自己的手段(Our capacity for hindsight becomes a means for punishing ourselves.)。
這就是所謂選擇的重擔(the burden of choice)。追求最佳選擇的人（它稱之為「最大化者，maximizers」）注定失望，因此永遠不會快樂。願意退而求其次的人（它稱之為「滿足者，satisficer」），才會知足常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