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過了大半。澳洲之行畢生難忘，首次如此接近野生動物，置身於廣闊無人的草地原來最是放鬆。

決定趁暑假寫的CA還未動筆。初步打算寫萬寧的工單處理，寓工作與考牌。用了一個晚上，才初步分類了三個月的工單，還未算上輸入資料的時間。不是多困難的工作，但很費時。Log book 也整整一年沒有填過了，真糟糕。

上星期大學同學眾餐，氣氛輕鬆多了。就業進修總要比較，多掃興。

晚上不必上學，心廣體胖。實在受不了一身贅肉。開始在晚上的閒暇跑步，有了手機程式監察，也有了明確的數據分析和目標，曾經最討厭的跑步也沒那麼討厭。

最近乘車時改聽古典音樂，是突然生起的興趣。以往對古典音樂沒有聯想，在澳洲 Cradle Mountain 的時候，急速的氣候變化深深震撼了我。親眼觀察過一晚結冰的草原在晨光的照耀下幻化作一股霧氣；抬頭一天空的繁星，明的暗的近的遠的，輕如煙的星河。世上的藝術，莫不是來自深刻的觀察與體會。真慶幸來得及把握這塊瑰寶的門匙。

當閱讀變成廉價消費 林沛理

一九六八年，法國評論家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驚世駭俗的「作者已死論」，斷言讀者是為文本（text）建構和塑造意義的關鍵角色。作者可以做的，只是在文本中為讀者作出提示而已。他認為應當用記述者（scripteur）來取代作者（auteur）的稱謂，以突顯約定俗成、代代相傳的語言和社會價值對詮釋文本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世界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日再談「作者已死」已經沒有多大的現實和警世意義。社會當前最大的文化和人文危機不是「作者已死」，而是「讀者已死」（Death of the Reader）。

要揪出殺死讀者的元兇，首先要嚴刑拷問的是免費報紙。報紙對於培養讀者本來扮演重要角色，讀報人甚至可稱得上是讀者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看完一份報紙，我們對社會的問題、政府的施政，以至自己的處境，得到一個建基於事實、有根據、有見識的理解和看法（an informed opinion），對我們更有效行使政治權利大有幫助。有謂讀報乃公民參與民主的先決條件，其道理在此。難怪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執筆人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嘗言，如果要他在「只有政府沒有報紙」與「只有報紙沒有政府」之間取捨，他會毫不猶豫選擇後者。

這是報紙的光輝傳統和神聖使命，也是它對讀者的責任和承諾。問題是今日大行其道的免費報紙的心中並無讀者（reader），更不要說大寫的Reader。對免費報紙來說，讀報人只是它要為廣告商捕捉的獵物。它對公眾提出的銷售建議（selling proposition）是：我是免費的，不看我是你的損失。

在提出與接受這個銷售建議的過程中，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報紙與讀者的關係出現質的變化，最終淪為商品與消費者的關係。選擇做那一份報紙的讀者，不再是一種政治表態，不再是「選邊站」，而是單純的消費行為。報紙的立場、格調、路線和處理新聞的方式，不再反映、彰顯和鞏固讀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報紙作為免費商品，首要的任務不是報道事實，而是娛樂大眾。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恨之入骨的美國名記者諾爾（Erwin Knoll）曾戲言，除了那個你知道實情和真相的故事之外，報紙的所有報道皆百分百忠於事實（Everything you read in newspapers is absolutely true, except for that rare story of which you happen to have first-hand knowledge）。這正是香港多份免費報紙的寫照，雖然公平一點說，即使是放在報攤上賣錢的本地報紙，也不是每份都有抗拒「化事實為虛構」（turning facts into fiction）的免疫能力。

不過，真正殺死讀者的，是比全世界的免費報章加起來都要強勢和犀利得多的全球最大網上商城「亞馬遜」（Amazon）。眾所周知，亞馬遜是賣書起家的；但成為全球最大的網上書店又如何，它心高氣傲的創辦人和集團董事會主席貝佐斯（Jeff Bezos）當然志不在此，賣書對於亞馬遜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吸客策略」（customer-acquisition strategy）。二零零七年，它推出可以儲存多達二百本書的電子閱讀器Kindle，同時以不足十美元的賤價售賣新書和暢銷書，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將最多的書賣給最多的人，而是要在這過程中取得最多的客戶資料。


亞馬遜是當今世上最顧客主導（customer-centric）、以客為尊的公司。它為顧客提供的，是前所未有、無可比擬的購物方便、選擇和低價。它不相信品味、觸覺和審美判斷，認為這些都是看不起消費者的精英主義。它以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和演算（algorithms）來取代書評和編輯判斷，深信只要知道顧客買書的過去，就自然可以掌握他們買書的未來。

如此這般，亞馬遜徹底改變了讀者與書籍、作者、書評人和出版社的關係。它告訴世人，比幾乎一塊三明治還要便宜的書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就是一種廉價的消費品而已。亞馬遜要用消費主義打倒精英主義，問題是閱讀根本逃不過精英主義——閱讀最基本的動機，是讀者要從作者那裏學到東西；而不管作者是天才、權威、專家、學者、知情者還是過來人，他們必然是某種精英。所謂經典作品或典籍(canonical works)，更屬精英中的精英。所以真正的讀者都有一顆謙卑、受教的心，與自以為精明的消費者是迥然不同的兩個品種。

「現實生活如果無法滿足你的敏感度和需要，心裏存在缺口，就需要在閱讀和寫作的世界裏尋找。」因此一個人所讀所寫，就與自己心裏的缺口有關。無法言說的陰暗面，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愉悅，某些無法痊癒的憂傷，作品是答案，還是謎面？- 韓麗珠

什麼都寫不出來,是否一無所缺?

外間的影響 顧小培

我曾想過，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身處中國，會怎麼樣？「文革」歷時約十年，始自1966；那時我剛進中學不久。在那個年歲，換了一個地方，縱然是在內地，應該也是求學時期，可能我會是紅衞兵一名。從電影及其他資料來源可見，紅衞兵都是反傳統的，包括反老師及反父母。我相信我的性格完全不是「造反」的一類；不過，若當時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內地，很難說。首先，如果人人都以父母為敵，我能不「隨眾」嗎？那不是單純的「風氣」問題，因為看來朋輩之間的壓力（Peer pressure）很大：如果不跟從大家走，可能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我自忖勢孤力弱，怎可能獨力跟大夥鬥？如果每一個同學都說要清算某某老師，難道我獨排眾議，趨前去保護他？我應該沒有那麼偉大，更不會有那膽量。最多是在追打老師時，站得後一點。至於父母，我應該會是勸告他們低調一些，反正他們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只要不着意地出頭，應無大礙。人人都如此，我會甘為順民。

上述這些思想，有錯嗎？今天回看，好像是有點兒懦弱，也好像有點兒缺乏主見；但再想想，若非如此，又能怎樣？第一，在一個十多歲的中學生而言，哪有識見？受別人的影響至深。另一方面，當時事實上有極大「群眾動力」（Group Dynamic）。

前天，隔壁「視線所及」有一篇很感人的文章，作者描述他曾在柏林參觀一個叫「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的地方。內有近三千塊黑色石塊，像「一副一副黢黑的棺材陣」，另有文字和圖片，詳盡記載德國納粹如何有組織地迫害猶太人的過程，涉及者可能有三百萬人。那是歐洲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遺下來的名蹟。在另一廂，日本有靖國神社。日本人顯然有不同的情懷。雖然他們是侵略者，雖然他們的軍人手染中國無辜百姓的鮮血，他們悼念的不是受害的人，亦不像德國人那麼，以史為鑑，卻歌頌軍魂。那是亞洲（日本版本）二次大戰遺下來的名蹟。上述兩者帶給我的想法是：到底是德國的「今天一代」幸運，還是日本的「今天一代」幸運？說穿了，兩地的紀念館都有「主觀性」的思想灌輸：德國的前提是「我們的軍人做錯了」，日本的前提是「我們的軍人是英雄」。如果讓他們兩者面對面討論各自所建的紀念館，肯定彼此會指責對方。但若撇開這些「想影響他人」的「紀念行徑」不說，那些「受到影響」的德國人及日本人又如何？

我想說的是：在文化革命中的那些年輕人，顯然都是「受到影響」的一撮。今天回看，不少數（亦有包括他們自己）都知道做錯了；錯，乃是源自外在的壓力。

如此深切的關懷與體恤,是因為醫者父母心嗎？

Dance me til the end of love

今天才知這歌的背景,如此消極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