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過，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身處中國，會怎麼樣？「文革」歷時約十年，始自1966；那時我剛進中學不久。在那個年歲，換了一個地方，縱然是在內地，應該也是求學時期，可能我會是紅衞兵一名。從電影及其他資料來源可見，紅衞兵都是反傳統的，包括反老師及反父母。我相信我的性格完全不是「造反」的一類；不過，若當時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內地，很難說。首先，如果人人都以父母為敵，我能不「隨眾」嗎？那不是單純的「風氣」問題，因為看來朋輩之間的壓力（Peer pressure）很大：如果不跟從大家走，可能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我自忖勢孤力弱，怎可能獨力跟大夥鬥？如果每一個同學都說要清算某某老師，難道我獨排眾議，趨前去保護他？我應該沒有那麼偉大，更不會有那膽量。最多是在追打老師時，站得後一點。至於父母，我應該會是勸告他們低調一些，反正他們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只要不着意地出頭，應無大礙。人人都如此，我會甘為順民。
上述這些思想，有錯嗎？今天回看，好像是有點兒懦弱，也好像有點兒缺乏主見；但再想想，若非如此，又能怎樣？第一，在一個十多歲的中學生而言，哪有識見？受別人的影響至深。另一方面，當時事實上有極大「群眾動力」（Group Dynamic）。
前天，隔壁「視線所及」有一篇很感人的文章，作者描述他曾在柏林參觀一個叫「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的地方。內有近三千塊黑色石塊，像「一副一副黢黑的棺材陣」，另有文字和圖片，詳盡記載德國納粹如何有組織地迫害猶太人的過程，涉及者可能有三百萬人。那是歐洲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遺下來的名蹟。在另一廂，日本有靖國神社。日本人顯然有不同的情懷。雖然他們是侵略者，雖然他們的軍人手染中國無辜百姓的鮮血，他們悼念的不是受害的人，亦不像德國人那麼，以史為鑑，卻歌頌軍魂。那是亞洲（日本版本）二次大戰遺下來的名蹟。上述兩者帶給我的想法是：到底是德國的「今天一代」幸運，還是日本的「今天一代」幸運？說穿了，兩地的紀念館都有「主觀性」的思想灌輸：德國的前提是「我們的軍人做錯了」，日本的前提是「我們的軍人是英雄」。如果讓他們兩者面對面討論各自所建的紀念館，肯定彼此會指責對方。但若撇開這些「想影響他人」的「紀念行徑」不說，那些「受到影響」的德國人及日本人又如何？
我想說的是：在文化革命中的那些年輕人，顯然都是「受到影響」的一撮。今天回看，不少數（亦有包括他們自己）都知道做錯了；錯，乃是源自外在的壓力。
如此深切的關懷與體恤,是因為醫者父母心嗎？
